1995年6月26日,我们斯敏纳队同托里亚蒂市的拉达队比赛。当时我们处境困难,资金短缺,好久没发工资了。俱乐部的领导甚至在研究,有些客场比赛不打了,以节省开支。恰在此时,拉达队向我们提出这场球让给他们。俱乐部主席把我召去说:一切都定了,钱我们已经拿到手了,15000美元。这场球让给他们。我问:怎么让?主席说:这是你的事,你自己开动脑筋吧!于是我就开动脑筋了……在开场时球迷们看到首发阵容都笑了起来,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主力中锋打起了拖后中卫。但开赛前我只对守门员讲了让球的事。上半场结束时仍为1:1,拉达队的主教练几乎犯了心肌梗塞。中场休息时我不得不对队员们实话实说:这场球要让。下半场开赛后,我们队完全散了架,对手轻而易举地取胜。他们的前锋瓦里耶夫一人连灌了我们四球。
我在甲级队工作了8年,没有哪一次比赛不给裁判塞钱的。我们斯敏纳俱乐部里有一个专门的工作组。它的任务就是收集、分析我们的对手有多少张黄牌,然后根据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。一般地说,打客场我们无法拿分。如果我们下一轮的对手,其核心队员已有一张黄牌在身的话,我们会在本轮与裁判取得联系,让他们判给这些队员第二张黄牌。下轮同我们比赛时,这些队员将不能上场,这样我们就可以赢得合情合理,人不知鬼不觉。每个俱乐部都有类似的工作组在不断地运作,通常为了这样一张黄牌得支付裁判500美元。
1991年8月22日那场比赛最富戏剧性。我当时是斯巴达克队主教练,客队迪纳莫队当时是乙级队第一名,正为升级而努力。在一场比赛中我们被罚了三个点球,而且第82分钟时我的守门员还被罚出场外。赛后我的守门员告诉我,对方那个冲撞他的球员躺在场地上不起来。他问那个球员:你干吗躺在那儿,装什么蒜?对方回答说:我躺一会儿休息一下,说不定你会被罚下场。果然,主裁判对我的守门员亮出了红牌。这场球我们队1:3输掉了。终场的哨声吹响,球迷发生了骚乱。我愤怒极了,对主裁博依曹夫狠狠地“教训”了一通,并命令他把钱交出来!博依曹夫用颤抖的双手递上了一个信封,我打开一看,2000卢布。我给他的是1500卢布,也没装信封呀!我把信封连同钱一起扔还给了他:这不是我的钱!他赶忙又从背包里摸出了一把钱,1500卢布。这是我给的。博依曹夫哀求我:你放我走吧,谁也不会知道你打了我,谁也不会知道这里发生了骚乱!放他走?说来倒容易,球迷也不放。但最终我们还是把他塞进了场边的一辆警车,把他送上了火车。
1992年我们去乌拉尔打客场,我与助理教练刚刚住进饭店房间,门铃响了。门外有人说:我是博依曹夫,明天的比赛由我吹。我对助手说:这回可糟了!我曾经狠狠揍过他,助手说:怎么会呢?!难道你不知道这些家伙有多卑鄙!也真如我的助手所言他进房间以后,我们“谈了谈”。他把客队给做了,我们2:0赢了。后来他对我说过多次:如果需要,你只管说一声,任何队我都可以把它做掉!
(《足球》3.16马福聚译)